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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翻译是融通中外的桥梁

  在中国文化“走出去”的过程中,翻译作为媒介的桥梁作用突出。在11月12—13日于南京农业大学举行的第三届中国翻译史高层论坛暨第二届中国南京典籍翻译与海外汉学研究高层论坛上,如何提升翻译研究和实践水平,提高中国文化典籍外译和文化传播的实效,成为与会学者关注的焦点。

  准确把握翻译的本质和价值

  在文化“走出去”作为国家战略持续推进的背景下,翻译工作的文化使命和地位得到彰显。“在这样的背景下,从事翻译工作必须要深入思考,理解当今世界文化互动、渗透、冲突以及传播的规律。”中国翻译协会常务副会长、浙江大学教授许钧谈到,应当建立历史的翻译观和翻译的历史观,更好地认识翻译的定位、本质、价值以及翻译与文化之间的关系,在强调翻译的语言服务功能的同时,重视其对文化交流、发展的推动作用。

  当前全球文化交流日益频繁,中国经验、中国文化正在全世界不断地被提及和关注。南京大学海外教育学院院长程爱民认为,“在这种情形下,翻译特别是典籍外译,跟当前世界格局和国家文化‘走出去’的战略密切关联,翻译工作者因此承担着重要的文化使命。”

  以利玛窦抵达澳门、开启中西文化交流史上大规模文化交流和著作翻译为起点,中国文化典籍外译的历史已经持续了400多年。其间,包括古典书籍和现代文学作品在内的许多重要的中文作品,被翻译成各国文字,介绍到西方。对此,南京农业大学典籍翻译与海外汉学研究中心主任王银泉表示,中国文化“走出去”,典籍翻译既是桥梁,也是内容。中国文化典籍的外译和介绍,也离不开海外汉学家的贡献。“海外汉学家对中国典籍的翻译和介绍,本身也是一部翻译史。”

  “翻译因人类的交往与沟通需要而产生,对促进世界和平、稳定与发展等发挥着重要作用。”对外经济与贸易大学英语学院教授徐珺认为,在推动中国文化“走出去”的进程中,没有翻译,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播及与其他文化之间的沟通就很难进行。她认为,在典籍外译领域,“讲好中国故事,译好中国典籍”是当前需要认真思考和积极践行的重要议题。

  既要“走出去”也要“走进去”

  在中外文化交流日益频繁和深入、中国文化典籍作品翻译的理论研究与实务均取得长足发展的当下,典籍外译仍存在不少问题。外译作品不易被受众接受,作品被误读、误解、误译等现象依然存在,推动中国文化典籍作品翻译和中国文化“走出去”的任务是长期而艰巨的。

翻译需要跨越不同的文化、语言和话语体系,要在“走出去”的过程中实现“走进去”。“中国文化‘走出去’的一个重要目标是要‘走进去’,进入对方的话语体系和思想文化体系,这也是翻译工作应该追求的境界。中国文化‘走出去’要实现融通或融合,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作为‘他者’的话语成为对方的一个参照,成为对方完善话语体系的参考。”王银泉说。

  此外,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教授朱振武提到,中文作品外译时往往较少注意到翻译活动重心“偏西”的倾向,甚至在很大程度上有失去自我、失去文化自觉的状况——过度倾向西方价值观和西方文化,这是值得注意的地方。

  寻找不同文化、语言的对接点

  以融通中外的话语,用外国人听得懂、听得进的话语进行翻译,才能实现文化典籍的有效传播。“从事翻译,文本很重要,人的因素也很重要,其中包含译者和受众。在进行翻译时,必须将这些因素都考虑进去,以融通的话语使翻译作品被读者接受。”王银泉表示,在语言、思维、认知等方面,中外存在差异,一方的话语不一定能成为另一方的话语。因而,翻译话语体系的构建就显得尤为重要。

  中国文化的海外传播和翻译话语体系的构建,可以从其他国家的翻译实践和经验中获得借鉴。四川外国语大学翻译学院教授胡安江以巴西创译话语及其跨语际实践为例分析说,创译话语倡导尊重译入语文化传统和目标读者可接受的“再创作”式做法,形成了激发语言内部对话、革新话语表现方式、建立语际互文关系的话语呈现模式,这对于当下中国文化典籍海外传播在翻译政策、译介策略、翻译选材以及市场机制建设方面有着多方面的参考价值。

  在程爱民看来,中国文化传播和典籍翻译的重要原则是贴近外国人的思维、习惯和生活,不仅要走出国门,还要走进外国人的思想和生活。应加强调查研究和中外合作,寻找中外不同文化、语言、视角的对接点,既要翻译传统的经典著作,也要翻译当代中国文化作品。

  在当前形势下讲好中国故事、译好中国典籍,应当多途径并举。徐珺表示,宣传策略上应从被动转向主动,应注重新翻译力量的培养,结合时代变化和“互联网+”时代的新要求从事翻译实践工作,同时要深化中外译者在翻译实务、出版、研究领域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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